日前发布的《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有1508万人把直播当成主业，意味着平均每100人就有1人是职业主播。相较之下，全国医生数量截至2021年年底为428.7万人，2022年互联网行业的直接从业人员有722万人，号称“电商之都”的杭州总人口为1250万人，而全国专任教师的总数也才1891.78万人。如此庞大的直播从业者体量和市场规模，如果加以规范引导，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农民致富的重要力量。
由各类直播活动组成的市场在我国经济的总盘子中已经不可忽视。从宏观层面看，2023年我国长视频、短视频、直播、音频等领域的网络视听行业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万亿，主要短视频平台日均更新量近8000万，日直播场次超过350万场，71.2%的用户因观看短视频或直播购买过商品，40.3%的用户认同“短视频或直播为主要消费渠道”。此外，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持续普及，近两年我国网络视听用户增量主要来自农村，2022年和2023年我国农村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分别达2.99亿人、3.20亿人，同比增长分别为12.6%、6.8%，增速远高于同期城镇用户。直播市场正深度开发农村用户的数字潜力，将他们与城镇用户一并拉入到网络平台中。
短视频与电商的交汇，正打造新的商业模式发展方向。网络主播的“变现流程”大多是“在某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内容与直播互动—积累粉丝后带货”的固定套路，所谓“直播的尽头是带货”是对这一模式最简单直接的诠释。短视频在商业逻辑上就是将时间拆分成片段并获得“复利”，拆分的每一分钟视频都会增加效益。通过内容总量扩张，让交易总量相应增加。如今，直播带货已进入相对成熟期，短视频天然的门槛较低、用户流量大等优势催生一大批短视频带货博主。阿里巴巴、抖音、快手、拼多多等短视频和电商平台正纷纷推出“边看边买”等模式，让商业模式进一步细碎化，借助直播实现带货变现。
直播行业多元化、流量去中心化的模式有助于打破固有认知，发掘地方发展潜力。早在2020年，很多地方官员就通过直播“战疫助农”，部分解决了当地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如今哈尔滨等地的爆火，让沉寂的优秀文旅资源有了大众化的基础更是离不开直播的助威。作为数字经济的第一增长点，网络视听是建设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但直播行业方兴未艾，随着从业人群和市场规模几何级数增加，相关立法规范仍在适应与追赶。自2021年某头部主播偷税被罚款13.41亿元后，“主播偷税被罚”的新闻屡见不鲜，相关案例已向粉丝量不大的腰部主播蔓延。在一派大好形势之下，有三个问题必须及时正视，居安思危。
一是线下管理问题。线下直播的“困民”“扰民”问题，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少城市的角落遍布撑着手机的主播，有的挤在桥洞下扎堆彻夜唱歌，有的在景区里因争抢位置发生争执，有的在街上不经许可，肆意侵犯他人隐私。杭州一个满是格子间的公寓楼里，足足有两万多名“网红”，不仅拥挤混乱，直播的噪声也让普通住户挠头。如何因地制宜、做好规划管理，让主播与居民两不相扰、各安其业，是各地相关部门在大力发展主播经济之外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是主播的职业发展问题。今年2月，人社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等文件，旨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提供劳动保障、改善就业环境。职业主播人数是外卖骑手的近两倍，他们特别是低收入主播的基本劳动保障如何得到履行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此外，是否要引入职业主播的专业级别认证机制，如何规制平台避免劣币驱除良币，也需要管理部门进行探索。
三是另类的“脱实向虚”问题。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草根逆袭案例，容易让人产生幸存者偏差，迷失在主播们一夜暴富的光环中。目前在主播人群画像中，18—29岁年龄段主播占总体的64.2%，很多人一毕业就踏上直播创业路。事实上，数据显示，以直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主播中，95.2%的人月收入不到5000元，月收入10万元以上的主播仅占0.4%。这种2%的主播赚走80%的钱的新型“二八定律”，让剩下98%的主播或许连温饱都成问题。行业内大主播、直播工会等对小主播的可能压制，或许会让年轻人错过关键的职业成长期，虚耗时光。对此，应一方面加大对网红孵化公司误导性宣传的监管与惩处力度，另一方面做好年轻人的就业教育，帮他们树立正确的名利观、择业观。（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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